引言

大汉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阶段之一，尤其是西汉初期，诞生了一代又一代贤明帝王，有开国皇帝刘邦，有创造闻名于世的汉文帝和汉景帝……，

其中当属汉武帝刘彻，在巩固汉朝大一统政权方面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

汉朝有西汉和东汉之分，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面对历经数十年战争、百业待兴的初建国家，积极采纳了适应时代需要、满足人民需求的黄老思想，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集中生产力发展农业、轻刑慎罚、广开言路……

汉高祖刘邦统治的短短十余年间，刚刚建立的西汉便站稳了脚跟，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但

随着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道家“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于人民积极性的要求，于是，一种对于积极有为思想及政策的呼吁逐渐被摆到了朝堂之上。

汉武帝共统治西汉五十四年之久，在其早年“守文”期间，他集中精力招纳贤良人才。建元元年下，汉武帝下“

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诏，建元三年又发“

天下文学才智之士

”诏、元光元年发

郡国举荐孝廉诏

、同年五月颁

择优选用嘉美人才

上谕。

在汉武帝求贤若渴的诏令下，一大批文人志士涌现出来，纷纷为国家大一统贡献自己的灼见智慧，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正是在此时期崭露头角。

在众多贤士文人的贡献以及汉武帝的采纳下，当时的西汉形成了怎样的统治思想？它对于西汉的中央集权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一、仁政重民，礼法兼备

如前所述，汉武帝时期，黄老之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积极有为的处事态度和治国方略，而一向倡导齐家治国的儒家思想便再次被推举了出来。

儒学自孔子开始，始终将重心放在人道秩序和伦理政治上。孔子在政治上强调实行德治和礼治。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那么结果是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结果是“有耻且格

”。

他认为，刑法虽也可以防止人民犯罪，但它并不能使人民在心中信服，从而对于自己的错误行为产生羞耻之心。而德治和礼治可以使人民将社会规范内在于心中，自觉自愿地避免错误行为发生。

儒学发展到孟子，其在

内在心理情感和外在规范

上都获得了更广泛的历史内涵。

首先，在内在心理情感上，孟子发展出了性善论，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道原则源自于人生而就有的“四端之心”：“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

，它们分别是

“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之端

。

其次，在“四端说”的基础上，孟子发展出了“仁政说”。“仁”是“爱人”，因此“仁政”就是体现“爱民之心”的政治。孟子在治国上极为强调“爱民”。他将人民的重要性置于社稷和君主之上

。

荀子对儒学的继承发展走了与孟子不同的道路。他首先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对此的论证，荀子认为

“人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人天生有好利避害的倾向，若任由此倾向发展，便必然会产生争夺而辞让便不复存在。

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

化性起伪

”的主张。所谓“化性起伪”就是通过社会文化成果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自我努力使自身发展出“礼义”等品质。而在社会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

荀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他以“礼”为政治之大本，也就是政治的根本原则。同时，他也强调“法”的作用，认为对于一些“庶民”，一定程度的刑法是必要的。不过，在“礼”“法”之间，荀子以“礼”为“法”的基础和目的。

荀子不仅主张“

隆礼重法

”，而且提出了“

明分使群

”的理想社会模式。他说：“

群而无分则争……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荀子认为，人就其本身的自然天赋往往不如动物，若彼此分离，势必无法在自然的优胜劣汰中生存下来，同时，

人的“群居和一”又必须以“分”为前提。

所谓“分”就是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并为其规定相应“等级名分”，只有每个都充分按照其等级名分办事，才能“

各得其宜

”，从而实现“群居和一”。

传统儒家强调“德治”和“礼治”，董仲舒对此进行了继承，同时他也吸收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礼法兼备的社会治理思想。

董仲舒构造了

人伦道德、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稳固系统，从而以其强大的涵括性向民众灌输了尊卑等级的名教秩序

，同时以礼治形成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除此之外，对法治的不忽视也使得这种名教秩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这种礼法兼施的体系整体来说适应了当时时代的要求，

既以“礼”的宽厚性和广博性保障了秩序的规范性和人民的自觉性，又以“法”的强制性担保了社会的稳定性。

同时，它也满足了统治者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大一统的要求。

二、君权神授，灾异谴告

董仲舒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不仅体现在对荀子“礼法兼施”的吸收，除此之外，他还在孟子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人感应说”，并进而将皇权引向天，从而增加了皇权的权威性。

我们中国所说之“天”自春秋战国开始便与宗教崇拜脱离了关联，它更多的指“天命”，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这里说的“命”指的是“天命”，与“天”相关联，它表示一种人尽其能力而不能强为之的客观必然性。

可见，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天”少了一些宗教色彩，而更多的是对自然、历史规律的认识。

孟子可以说第一次明确在中国历史上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虽然在其之前西周时期相关思想便已萌芽），他对“天”的理解与孔子基本一致。孟子提出了

“在我者”与“在外者”

的区分。

“在我者”即道德领域，“在外者”即非道德领域，孟子认为在道德领域人对自己具有完全掌控权，人人生来皆有“四端”，是否扩充之完全取决于自己；而在“在外者”的领域，人的行为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因果必报。

在这种理解下，孟子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将人与外在必然性的关系转变成了其内在意识对道德状态的体认，而对外在必然则抱有

“修身以俟之”，“俟命以待”

的态度。

董仲舒并未完全吸收孟子的天人观，他在汉武帝广纳良言时提出了为其所采纳的

“天人三策”

。

董仲舒将天人格化，也就是赋予了其宗教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夏商时期天人观的复归。他同时将君主与天联系起来，称之为“天子”，从而为之后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地位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即天与人之间存在着“感应”的关联。他继承了孔子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思想，提出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的观点。

同时他还指出“王”字由三条横和中间一条竖组成，三条横分别代表天地与人，一条竖表示对三者的贯通，因此，“王”所扮演的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的角色。

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四时”、“五行”，人与之相应也有“性”、“情”等。据此，他将人性区分为三种：

“斗宵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

。

同时，在对孔子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思想的继承下，董仲舒强调绝大部分人的性都是“中民之性”，都具有贪和仁的二重品格，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此“中民之性”可以转变为恶，也可以引导向善。

在“中民之性”的基础上，董仲舒强调人的修身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扩充“仁”的品格，同时，由于人性中也有“贪”的品格，因此只靠个人努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影响

。在董仲舒那里，社会的塑造作用在成人过程中甚至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通过“性三品”理论，董仲舒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在个人成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表现出对个体思想的制约和影响，

除此之外，董仲舒还以“灾异谴告”说来制约君主言行。

董仲舒提出

“统治者若行为不符合仁义，那么天就会以灾害对其进行警告。”

于是他将自然灾害与天降祥瑞神圣化为上天对君主的评价，其目的是提示君主检点言行。

如果君主能够自省自查并且做出纠正，那么上天会减少灾害，反之，则会加重灾害，甚至改换君主。

董仲舒说：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

这是说天的最终目的是为民而非为王，因此王并非自古以来所认为的最尊贵者，他只是服务于民而由民所赋予其尊贵地位的王，天就是对其的监督者。这里体现出对孔子“以民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文化凝聚，国家一统

汉武帝统治初期，由于窦太后极力维护黄老思想，因此汉武帝一直实行“守文”政策，但随着社会发展对积极有为思想的呼吁，汉武帝广纳良言，最终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思想。

黄老思想主张在文化上广开言路，促进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其在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又制约了国家大一统统治对于思想统一的要求。

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好适应了这种对于思想统一的要求。

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的谏言后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他首先以儒家经典为国学教程，提出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使

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以传授儒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从此之后，历代官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

统治阶级也十分重视其后代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并且请饱读诗书的名儒来作太子的老师

。可以说，儒家思想几乎垄断了汉代的世俗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传承，延续表现为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汉武帝汉武帝还将儒家思想教育贯彻在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以及妇女、下层百姓之中，在地方设立学校，通过刊刻经书、正定经义、通经录用等方式引导和扶持地方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通过保持对私学教育内容、办学宗旨的控制，使私学成为传播、灌输、发展儒学的重要渠道，同时，对于妇女、百姓的教育也使得儒学思想在民俗中获得了广泛普及。

最后，汉武帝还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选拔人才，能否入仕为官取决于读书人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领悟程度，

儒家学说成为了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

通过对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运用，汉武帝时期国家文化凝聚力得到空前提高，对于儒家文化的文化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的纽带。

结语

国家统一的根基往往并非疆土的整合，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不是强行推行的结果，而必须追随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汉朝建国之初的黄老思想是如此，汉武帝时期的

“独尊儒术”

同样如此。

从商周之际的

“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

到汉武帝时期以灾害谴告约束君主以民为本表明，无论哪一时期，一国之政治的稳定，其根基都在于对于人民需求的认知和维护。

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大众的要求总和就是时代的要求，而作为一个时代之时代精华的哲学思想必然是对此种时代要求的回答。

参考文献：

《春秋繁露》

《论语》

《汉书》

《史记》